
1939年秋天,德国商人奥斯卡·辛德勒叼着雪茄走进波兰克拉科夫最奢华的夜总会。他穿着剪裁考究的西装配资炒股配资优秀,胸前别着纳粹党徽,手腕上的金表在水晶吊灯下闪闪发光。他把整瓶香槟放在桌上,用二十分钟就让在场的所有德军高级军官记住了他的名字。他来克拉科夫只有一个目的——赚钱。
战争就是他的红利,犹太劳工就是最廉价的商品。可是后来,这个发战争财的投机商人,变卖了名车、豪宅、甚至妻子的珠宝首饰,从奥斯维辛的焚化炉前抢回了一千一百多个犹太人。而促使他完成这场道德逆转的,不是某位圣人的劝说,不是上天的启示,只有一件在黑白镜头中无声飘动的红色大衣——穿在一个还不会系鞋带的小女孩身上。
斯皮尔伯格决定拍这部电影时做了两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决定。第一,全片用黑白胶片拍摄。第二,拒绝片酬。他说如果接受这部电影哪怕一分钱的酬劳,那这笔钱就会变成“血钱”。为了把这段凝重的历史搬上银幕,他整整酝酿了十年。
1982年,《纽约客》上一篇关于辛德勒纪实小说的书评深深吸引了他:“究竟是什么精神,突然间驱使一个人,将自己从犹太人身上剥削的积蓄奉献出来,去拯救他们的生命?”带着这个追问,他与大屠杀幸存者波德克·费佛伯格见面,邀请后来拍出《钢琴师》的罗曼·波兰斯基执导但被拒绝,将计划一再延期——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一段可以剪进预告片的历史,而是六百万座没有墓碑的坟。
电影里的辛德勒是个什么样的人?连姆·尼森把他演成了一个魅惑与混沌并存的矛盾体。他酗酒、挥霍无度、在战火中左右逢源,起初走进克拉科夫只瞄准一件事——搪瓷厂要靠廉价犹太劳力日夜开工,战争打得越久他的口袋就越鼓。
他对犹太人没有恶感,但也没有善意,有的只是算计。而本·金斯利饰演的犹太会计师伊扎克·史登,则从一开始就看清了这个德裔商人的本质,他说:“他离不开我,我是他的财神。”史登一面帮辛德勒打理生意,一面悄悄把那些没有“专业技能”的犹太教授、诗人、牧师写成金属抛光工和车床操作员,用假简历塞进工厂的工人名单里。没有他,名单这张网从一开始就织不起来。
但真正让辛德勒发生质变的,是那抹红色。1943年,纳粹对克拉科夫犹太区展开清洗式屠杀,银幕上只有黑白灰三色,街道上回荡着枪声、哭喊声和皮靴踏过碎石的声音。就在这片死亡的颜色中,一个穿红大衣的小女孩安静地穿行在人群里,她太小了,听不懂枪声是什么意思,只是茫然地推开一扇又一扇门,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
斯皮尔伯格把全片唯一的彩色给了这件红大衣,它像一道血痕划过黑白底片,也像一根针扎进辛德勒的眼睛——他骑在马上,远远地望着那个小红点,看了很久。这不是一时兴起的视觉炫技,据集中营幸存者口述,历史上确实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,幸存者至死都忘不了那身衣服的颜色。
红衣女孩第二次出现时,已经躺在一辆运尸车上。她蜷着腿,红大衣蒙着一层灰,被成堆的尸体托举着送往焚化炉。辛德勒认出了她。他什么也没说,但就是从那一刻起,搪瓷厂的“赚钱机器”开始往外一分一分地烧自己的财产。他不再计较利润,他计较的是名单上能不能再多加几个名字。
而辛德勒在善的这条路上走得越远,那条恶的路就越是触目惊心——拉尔夫·费因斯饰演的集中营指挥官阿蒙·高斯,是全片最令人窒息的黑暗对照。费因斯凭借在《一个危险的男人》等作品中的表现被斯皮尔伯格一眼相中,斯皮尔伯格评价他时说:“我见到了一个魔鬼,性感的魔鬼。”
银幕上的阿蒙英俊、修长、有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,他每天清晨准时站在阳台,赤着上身端起狙击枪,像打靶练习一样射杀集中营里任何一个“不顺眼”的犹太人。但他同时又对犹太女仆海伦怀着一种扭曲至极的迷恋,在地下室里对着她的背影伸出手,又在下一秒狠狠殴打她——他不能容忍自己把她当成人,因为一旦承认她是人,他杀的所有人就都是人。
辛德勒曾试图用“权力是宽恕”这句话点醒他,阿蒙学着说了句“我宽恕你”便放走了一个弄脏马鞍的男孩,仿佛被一道光短暂照亮,但三秒后他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了另一个走过院子的囚犯。黑与白,善与恶,就在这两个男人的较量中越拉越紧。
斯皮尔伯格的视听语言在这场持久的拉锯战中几近完美。全片用当时几近停产的黑白底片拍摄,刻意压低画面对比度,让银幕像蒙着一层旧报纸的灰,形成一种近乎纪录片的冷峻质感。摄影指导卡明斯基大量采用手持镜头、长镜头和景深构图——在德军枪杀牧师的场景中,前景是牧师平静的脸,中景是站着看戏的军官,远景是正在驶离的运囚火车,一个镜头就把权力、冷漠与死亡的秩序感钉死了。
而全片的配乐出自约翰·威廉姆斯之手,他采用犹太民族的音乐旋律,用一把帕尔曼的小提琴拉出贯穿全片的哀婉与神圣。在犹太人登记姓名的段落中,他让打字机的敲击声与犹太人的特写交替呈现,每一声按键都是一个活人被压缩成一行铅字。
名单写到了最后一页。辛德勒花光了所有积蓄,把一千一百多个名字一一敲在纸上,这页名单从打字机里抽出来时还带着油墨的温度。他把金戒指从自己手指上取下来递给史登,戒指内侧刻着一行从《塔木德》中取出的希伯来经文:“凡救一命,即救全世界。”辛德勒握着戒指,突然崩溃了。
他对着眼前的一千多人反复重复同一句话:“我应该可以救更多人……这辆车可以换十个人,这个胸针可以再换两个人……”连姆·尼森在这场戏中没有嚎啕大哭,只有肩膀颤抖、声音含混、脸埋在史登胸口,像一个终于认清自己曾经多么短视和自私的孩子。这一刻你才真正理解,一个人战胜自己内心的平庸与怯懦,比战胜任何外部敌人更需要勇气。
影片以一场无声的告别收尾。辛德勒在晨雾中坐上逃亡的汽车,一千多个犹太人站在旷野里,递给他一封信,里面是他们的集体签名和牙齿上刮下的黄金铸成的一枚戒指。
然后镜头跳跃到了多年后。银幕从黑白转为彩色,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挽着年轻人的手,走到耶路撒冷的一座墓碑前,每人在碑石上放下一块小石头,然后一个接一个用手掌轻抚碑面。这是犹太人的传统——墓前不献花,而是放石头,因为石头不会凋谢。那些放下石头的老人,就是当年名单上的名字。而那些牵着他们手的年轻人,就是在辛德勒工厂里出生的下一代,他们本来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
《辛德勒的名单》自1993年上映以来,以约2200万美元的制片成本在全球斩获约3.22亿美元票房,在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横扫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改编剧本、最佳摄影、最佳剪辑、最佳配乐、最佳艺术指导七项大奖,成为继1961年《公寓春光》后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黑白电影。
在豆瓣上,这部电影至今保持着9.5分的成绩,超过三百万观众标记“看过”。推荐这部电影的理由,不在于它的奖项有多重、票房有多高,而在于它回答了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——良知可以以怎样的方式被唤醒。
那个在小木屋阳台上望见红衣女孩的辛德勒,不是英雄,只是一个终于睁开了眼睛的人。他也许永远无法偿还那些他没能救下的生命,但他至少证明了配资炒股配资优秀,当历史暗到不可暗的时候,一个人的选择仍然可以成为一盏灯。正如片尾那些石头所诉说的,真正的纪念从来不是鲜花,而是沉甸甸的、足以对抗一切风化与遗忘的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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